做為醫療或心理相關專業人員，很難說自己沒有個人的政治傾向和判斷，只是在專業訓練過程，大都是被期待著，如何讓那些個人的立場，不致於影響專業的判斷。但是不致於影響，是會有多少程度的不受影響呢？每個人的判斷和決定，以疫情下的個體和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動態關係來觀察，是一個值得持續注意的課題。之所以說是觀察，而不是馬上有處方的意見，這是基於以下一些現象。
涉及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各式心理學模式都是舶來品，而這些心理學建構的基礎是以個人，尤其是個人的內在心理學做為觀察和處理的焦點，這也是何以大家目前會覺得，替自己著想、尋找自己、做自己…等的說法，都是很容易被接受的概念。雖然在我們的語言裡，同時有利他和利自的概念，但是在執行心理處遇相關事項時，會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細緻決定中，要有多少利他和多少利己的意見呢？這是完全由個案決定，是目前舶來品心理學的基礎。但是否有些事除了利己外，也一定需要同時有利他的概念呢？這是由治療師來決定嗎？例如我們可以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個案對我們的信任，而提議要配合目前疫情下的公衛政策，這也許是我們工作的日常，但是這不是沒有爭議或猶疑，畢竟如果堅持著個體心理學的自己做出發時，我們真的有權力期待個案依我們的建議嗎？這應不是全有全無的只能選擇一個答案，但是偏偏有些政策不是法律的要求，而是有著個人決定的空間時，就會帶來爭議。
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是心理學在面對目前的重大事件時，想伸手提出協助時，會遭遇的難題。雖然目前的現象上，承受當下的苦難者，常是不願意接受心理學相關的協助或諮詢，而是採取自己解決的方式，這有著多少是我們推祟的心理學教育成功的後果，或者有多少是人性在災難當下的心理需要。對我們來說，仍是所知有限，雖不致於一無所知，但是至少我們至今仍有納悶，何以災難下的人們，不是傾向尋找現有心理學相關的協助呢？也許涉及民眾如何看待心理學，以及他們是否覺得我們所說的理論，也是他們早就知道的想法了，何需示弱來尋找心理學相關的工作者呢？
當然還有一個大難題，也是一個待發展的命題，那就是我們的心理學專業裡，在個體心理學的基礎上，如何在這塊土地上，對於群體心理以及和公共政策之間的動力式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思考。也許有些片斷的經驗和知識，但是要有成篇般的論點，則是仍待發展。尤其是何以在疫情嚴重下尋求心理學的協助，是不被群眾重視的。我傾向這樣認為，這不全是公共政策的缺乏所致，而有著我們還未能了解的急難下的深度心理學，尤其是涉及個體和群體、利己和利他之間的心理學論述概念，還不是很周全，以致讓心理學的協助暫時被放在比較不重要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