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論和臨床經驗上，通常做為心理處遇相關的治療者，通常都得面對一股無可確定的強大力量的牽扯，而讓治療者在診療椅上，難以如自己預期的可以坐得穩而牢靠。這些常是人從小長大，處於種種困局下的總合反應，就是無論有多少外在的成就，但內心裡可能總是如此。面對於人生的無可確定，而這種無可確定裡，更困難是涉及生死大事的困局，人如何相信明天可以更好，這不見得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疫情這種重大事件下，由於面對的是會讓人致命的病毒，這種生死大事更可能讓這無可確定感更加擴大。
但對於他要求助的對象，在起初就是處於這種深層的矛盾裡，一邊覺得需要求助於他人或者依靠他人，但是內心深處卻總有股難以形容的覺得做什麼都無用的感覺，因為無法確定到底是否真的能得到幫得上忙，畢竟疫情下的病毒在實質上的確是難以完全預測，甚至就算可以某種程度的預測，但只要不是百分百，就算微小的不可預測也會被內心擴大至淹蓋了可以預測的感覺。在這種過程裡，在個人內心裡可能變得無力感。另外對於他可能要求助的客體對象，也可能被那種不是百分百有用的感受而被淹沒成是無用的，尤其是你覺得明明自己有幫上對方的忙，但對方卻只是覺得那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並不是治療師是有用的。
這是心理處遇相關的工作者會常遇到的情境，只是有著不同程度的差別，很嚴重的情況，可能會讓治療者隨著對方覺得做什麼都無用，而變得治療者也不自覺地認同對方，包括真的是無用的，做什麼都無用的，不只是幫不上對方的忙，甚至會被連帶的被拉進那種無用感的強力漩渦裡，讓自己也不自覺地陷進這種無用感裡，可能因此而激發更多對人生和對自己產生負面的感受。這種強度可能因對方或治療者自己的成長經驗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共鳴，這種共鳴是種具有破壞力的傾向，容易在起初要做個有用的治療師，但過程裡被捲進後，逐漸不知不覺地變成覺得做什麼也無用，進而覺得自己是無用的人。
這個心理過程可以使用克萊因所描繪的投射認同來說明，也就是個案的對於內在客體的無用感，會投射出來而讓我們做為助人者時，不自覺地認同對方而真的覺得自己是無用的客體，在這個個案借由態度而顯現出來的無用感，讓治療者認同了而構成了投射認同的心理流程。也可以使用溫尼科特的概念，關於個體會如何對待幫助他的客體，也就是會如何使用客體來讓自己可以被客體幫得上忙。不過無論是克萊因或溫尼科特的論點，都是涉及生命發展早年的創傷的後續影響，這在以後再進一步說明。
至於在疫情的生死威脅下，常讓我們困惑的是，一般常會以為是可以經由計算來估量注射疫苗的風險和不注射被感染的風險，然後做出符合意識上的決定，不過實情並不必然如此，就算是疫苗無論有多高的保護效能，或者免於重症或死亡的威脅，但是這種意識上的計算，卻可能因為一些媒體報導的訊息而覺得不安全，那麼如何計算可能被感染的風險，或疫苗副作用的風險呢？依據的是這些計算嗎？
其實常常不必然如此，就像某些人生重大的決定，所依靠的決定因子，不見得是計算現實的利益，而是深受不自覺的無可確定的感受的影響，這會在瞬間讓眼前有用的客體，如治療師或疫苗，變得是無用的，使得我們想要以知識來說服變得無用武之地，這些說明也許不見得用得上來，讓某些人可以接受疫苗，但是則是可以讓治療者做為助人者時，在過於認同個案所投射出來的無用感時，可以讓自己的認同稍剎車，而不會跌進無助的深淵裡，有時候稍微剎車就是很有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