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感這詞，由於是日常生活廣泛被使用的語詞，通常愈被廣泛使用的語詞，常會被賦與多元的內在意義。但是在溝通者之間，可能不會察覺到他們之間在使用時有差異，這可能是大家在溝通時，就只想到自己認可的部分，而誤會以為大家都是一樣的。像「罪惡感」這種有著多重意義做內涵的語詞，最常見的差異是，到底罪惡感是個好的概念？或者它根本就是一種磨人精？只是讓人變得疲累不堪，甚至變成被這語詞所害呢？
其實在日常裡，都可以看見這些現象，就像說，有人以某人缺乏罪惡感的能力，而做出某些惡行後仍不認錯，這是常見對於罪惡感的運用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衍生出如何要讓對方有罪惡感的能力，不過坦白說，這可能是相當不容易的事。這種罪惡感的存在，需要有源遠流長的心理基礎，才會有合乎現實但也具有理想性的運作，可以發揮它在社會教化或文明性的基礎。最極端的缺乏罪惡感的惡行惡狀，大致是屬於反社會人格，這也是我們說，並不是那麼容易從缺乏罪惡感到變成有罪惡感，雖然精神分析家溫尼科特曾有文章表示，非行行為是一種希望(deliquence as a hope)，這是指青少年或之前的某些非行舉動，常是有著吶喊希望被看見被關懷的潛在訴求，只是如果在更成年後，由於相關的連帶收獲(secondary gain)過多且固著了，要真的改變成有罪惡感，並減少非行行為，的確不易，這也是何以需要法律來當做處理的手段了。
至於另一種不同樣子，卻也是被稱為罪惡感的是，它是極度的理想化的化身，由於可能未做到什麼事，而使得某件不幸的事發生了，或者僅是擔心某些不幸的事，會因他的未完美注意而發生，以致於可能會帶來災難，因此花了極大的心思，想要維持這種理想性和完美性。只是現實上，這是不太可能做得到，尤其是在疫情下面對病毒，只能一步一步收集訊息往前走，無法有一個起步就完美的想法和做法，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常也會讓和他互動的朋友家人或同事感到挫折，而常見的挫折是，期待自己可以說服他，不要那麼要求完美，不要那麼理想化，卻遭到了否定或怨懟。
這種方式常更只是讓當事者覺得對方不在意他，不了解他的想法，自然會使得他和周遭者的互動處於緊張狀態。這種情況的僵持，有時候會讓他人覺得，他怎麼像是要讓自己一直有罪惡感，也要讓周遭者也陪同他要有罪惡感，這些罪惡感大致有著類似的地方是，都是充滿著理想性，但是那是難以被落實的理想性，而且同時也是拒絕被指出來那是難以落實的理想性，就在這種環環相扣的張力，讓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常會陷進某種難以打開的死結裡。
由於兩方都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的，是最有理想性的，因此很困難真的看見，就算是最理想的想法，如果難以落實，也許需要分成不同層次來逐步實現，不過這種情況下的理想性是種硬梆梆的團塊般，很困難如期待的，是否可以如同堆積木般把理想性分成多次來實踐，但是如果這樣子就是不夠理想了。
這些難題可能出現的內容，隨著個人會不同。有些人是集中在某個工作上的問題，有時是放在對方或自己曾說過的某句傷人的話，或者有時候糾結在無法有個百分百完好的方式來處理某些事，例如面對不知何處的病毒，就是一件令人挫折，令原本期待可以掌握人生的理想期待都被打敗了，而且還被看不見的敵人打敗就更多挫折。而這種反應，可能有著內心看不見的潛在心理在作用著，因而和外在環境的因素相互加成而更加挫折，而且以罪惡感的方式出現。
因為如果無法做到那種理想的期待，可能家人或朋友會因此遭到困局，然後就在這種罪惡感上打轉，這種情況，容易讓人以為，只要弄清楚這些外在環境的事實，就可以打散罪惡感，只是由於常是有著內在潛藏的理想，因而讓他很難讓罪惡感被打散，因為這會被自己解讀為自己已放棄那些理想了。
我們做這些描述，可能仍很難讓你直接運用，來說明對於處於這種情境下的了解。不過對於第一線的相關專業者來說，我們相信如果能夠了解這些可能性，就相對的不會被捲進這種無止境般的罪惡感，當我們能夠不被捲進去，至少就不至於加強對方原本罪惡感的強度，而變成一種惡性循環，雖然我們常常也是要在這種互動裡一陣子後，才會發覺自己的罪惡感要剎車，而這常是臨床工作的實情，也甚至任何工作者都很難完全避免，只能在事後一陣子，才驚訝地發現自己陷在和他人的罪惡感的漩渦裡，如何讓我們隨著經驗能夠早點察覺，倒是更重要些，以避免完美的期待自己不會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