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假設有著理想性的期待，在內心深處發揮著某些具有暴力性質的作用時，這種說法只是一個提醒，雖然一般常是以人活著要有理想做為重要的特質。這裡我們要談論的現象，是理想化所具有的破壞力的一面，其實這是日常生活和臨床上常見的現象，只是在解釋上，一般對於要以理想化這個美好的語詞，來形容它所帶來的破壞力時，會顯得比較猶疑，甚至排斥。這在精神分析裡，是以超我這語詞來說明的現象，就是在指出理想化裡的那些過於嚴厲而帶來的破壞力，這也常是一些家庭內暴力者，父母對於嬰孩，以理想化地期待，他們可以做得到什麼，而在未能符合期待下，所出現的暴力舉動。通常那些暴力舉動的背後，都有隱含著理想化的特質，例如期待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孩，可以聽得懂父母的心聲而不要亂哭，乍聽不可思議，卻是常見的現象，那麼何以會有這種超過現實的理想化期待呢？
依著後設心理學的假設是，人活著且為了活下去，自然在本能上會有股力量支撐著，但是外在現實畢竟是殘酷的，不可能完全順應人的需求，那麼某種潛在創傷是必然的隱隱乍現，不過從臨床經驗的回溯和從個案對治療師的移情裡，所隱含的生命早年的經驗來觀察，可能人在生命早年，為了應對那種創傷，會以某種更理想化的期待對自己和他人。這個理想化的自己，佛洛伊德在發展理論的早期，以自我的理想者(ego-ideal)來稱呼，也就是人在面對早年的創傷經驗時，似乎有著以理想化自己和他人的傾向來支持自己活下去，也許有著如同明天會更好的理想期待吧，不然誰能確定明天一定會更好呢？但是在那種處境下，似乎是必要的支撐力，這種現象是直到1923年的文章《自我與原我》(The ego and the id)裡，才正式以超我(superego)這個詞來定位，統整先前所談的監督者或自我理想者這些語詞，而超我不必然是一般想像的道德良心的意思，而更是在描繪著人的原始性裡的殘酷特質，只是以理想性做為外顯的現象。
以這些假設來看，我們在疫情下對於疫苗的訊息的恐嚇式的內容，除了那些另有特定目的而操作的訊息外，是沒必要把那些被恐怖感驚嚇的人所做出的反應，做太負面的看待，雖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提供更科學的訊息，只是在理想化的超我的嚴格期待下，目前現有的疫苗的科學，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在不是最完美就不是理想的對象下，會出現因恐懼而拒絕的現象，他們可能以一種更理想，例如人的自由選擇，做為理由，這使得真的要好好討論就被擋在一系列不夠完美而要更完美的理想化的心理下，變得困難溝通。
尤其是他們認為，自由的選擇而拒絕注射疫苗時，在台灣目前疫情控制得尚好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不要他們有這種選擇的自由。我們只是要說明，如果從自由的角度著手，會讓我們陷進危害他人自由的壓力裡，但是如果我們再多放進理想性，尤其是帶有破壞力的，來苛責自己或他人的理想性來觀察對方時，我們就不會只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兩種選擇裡，而是另有著其它的心理機制，不自覺地影響著他們，尤其是對於喪失完美和理想性的做為人，竟然被小小的病毒欺侮到這般地步的挫折。好吧，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理想性裡的挫折，以及和它相關的無力感所引發的破壞力，如果因此而感染並傳染給家人朋友或陌生人，我們並不認為，只知道這種潛在理想性，就可以放棄這種長期的對自己和他人幾近苛刻的完美要求會馬上改變，不過我們做為專業者，至少是希望能在這種了解下，多幾分理解對方的困局，畢竟這對大部分來說，這場困局是在自己的完美和理想下，綁住自己的困局，這種心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被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