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做為一種疾病診斷，或一種心情的表述，它在日常生活裡被使用的方式是很寬廣的。這和三十年前的精神科門診，幾乎很少病人會說自己的心情憂鬱，甚至如果給這個診斷時，病人可能會覺得醫師做錯了診斷。這和目前憂鬱這語詞，在日常生活裡頻繁被聽到的機會，已是相當不同的現象。
正因為憂鬱症或憂鬱症被使用的頻繁，以及不同人之間對於憂鬱的使用時機，可能仍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這也是我們的立場，除了明確嚴重且被精神科醫師診斷的憂鬱症，以及某些可能是有著生物學因素所引發的憂鬱症，我們在這裡是只針對輕重不同程度如光譜般的憂鬱現象，提供心理學的影響因素。我們的說法，和生物學為基礎的論述，是並行不悖的，至少我們是相信，所有的情緒反應，都會有生物學的基礎，不過這無妨礙我們嘗試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提供我們對於憂鬱，做為一種現象的複雜成因裡，可能有的心理因子。
何以對於憂鬱症的接受程度，在以前和現在有重大的差異，以及何以近十幾二十年，憂鬱症變成一種顯學呢？有人覺得是自殺課題被重視，而大部分自殺者有著憂鬱的診斷，我們相信這些外顯的因子，會是大家開始著重憂鬱的原因。不過，我們也想要從精神分析史裡的經驗，來提出一個假設，當年佛洛伊德是在1896年父親過世後，感到失落傷感，甚至自述罹患當時會用的診斷「神經衰弱症」，而開啟了歷史上，他分析自己的夢的起點，並直到1900年〈夢的解析〉的出版，開啟了心理學的重大篇章。但是佛洛伊德大半輩子都是在歇斯底里、強迫症…等精神官能症上思索，但對於憂鬱的探索，以及在心理學上認為和失落有關的憂鬱的探索，相對來說是很薄弱的，就算有一篇文章〈哀悼與憂鬱〉，但是他在其它文章是坦白表示，對於失落受苦是研究較少的領域。
回頭來猜想，何以如此兩個現象，一是何以整個世界對於憂鬱的著重是晚近的事，以及佛洛伊德在他將近四十年的精神分析探索深度心理學，何以相對的對憂鬱是如此少探索呢？我們的主張是，由於焦慮不安、歇斯底里…等症狀，是如此外顯且易見，因而容易有大家注意的眼光。而失落匱乏等感受，則是相對的深沈且深層，而它所以是深沈且深層，是可能由於失落匱乏和它們相關的受苦，是更難被人們接受，因而被潛抑得更深層，更難以被察覺，但是這些感受不曾消失過。
而且和內在深層的失落，以及這種失落隱隱並存的憤怒，對於自己曾有的失落的不滿，這是幾乎是任何人難以避免的。但是從臨床經驗來看，這種和深沈失落相關的受苦和憤怒的情感，是很難被當事者接受的。因此這些相關的感受，在臨床上常像是零散不相干的現象，我們也因此假設，何以在疫情期間可以看得見的，為了挑起一般民眾的不滿，最常見的方式是在各種物質未完備還缺乏時，就刻意一直強調，例如起初的口罩的課題，直到口罩充足了，就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其它的，例如重症病房檢疫所、檢疫旅館和疫苗等的不足，直到疫苗經由日本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捐贈和自購進來後，可以施打後，馬上開始說未來的第五輪後就會不夠了。
何以這種以口罩荒或疫苗荒的缺乏就要用罄的論調，會被一直強調，而且也是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民眾呢？有些人會覺得好像是在傷口上撒鹽的感覺的內心基礎，不過我們並非不能有監測者的督促，而是想要進一步澄清，是在監督或是在製造恐慌。或者更值得思索的是恐慌何以容易被挑起來呢？從我們的論點來說，這就涉及了廣義的憂鬱的深度心理學，和生命早年失落經驗有關，而每個人都是在經歷各種失落後走到現在，也就是何以這種挑戰的策略會被一直運用，反正這次無效了再找另一個未來可能會不足的東西，做未來式的說它的不足，由於未來不是馬上來臨，因此就可以一直重複說著相同的問題，意圖引起民眾的不安和憤怒，何以這種不安和憤怒，是難以避免，使得這種策略一直被運用呢？
